在金光布袋戏中号称儒侠的史艳文是少有的没有被默教授怼过的人

“兼爱”和“仁爱”在不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区别，如同俏如来，他不也是谁都不舍么。默苍离的思想更让人感到振聋发聩的是他后半段话——“一视同仁的舍得”。


默苍离是个相当偏激的人，这体现在他的理想主义——他对墨家的学说可以说是毫不打折的执行到最后，不允许一丝一毫的走样和妥协，这直接导致了他和九算的决裂；更体现在他手段之狠厉，决策之果决，目的之坚定。


剧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他的“舍得”，其中最有冲击力的莫过于霓霞之战，虽然剧中未详细描写，但设局以三万将士的死换取羽国太平局势的斑斑血迹，连人品一向一言难尽的神蛊温皇也只得以“无情无义”四个字来评价。此外，他以剪除苗疆异己为筹码换取死士，弃三百里居民换取对手轻敌，用亡命水换取中原战局的胜利等战局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也一点都不为过。默苍离也确实是“神奕子”，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默苍离对弃子战术的运用可谓出神入化，表面上看，这些战局是在写默苍离作为智者的善谋和智计，但其实这些战局更是在写默苍离的价值观和墨家的伦理学思想。


前面说了，墨家思想的起点在于“兼爱”，在于一种平等观，理想状态当然是“非攻”，可是现实世界中总有战祸、总有取舍，当兼爱必不可得之时，如何判断对立的双方哪一方更符合伦理？如何对各种方案进行取舍？这就是默苍离给俏如来的考题——“现在，共有男女老幼十个人染上恶疾，但你的手上只有七粒药丸，你要怎么做？”


其实墨子早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他问，有一天你走在路上遇到了强盗，他准备砍你的手，你怎么办？墨子给的答案是断指求腕，因为：“断指以存掔，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墨子对这个两难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标准——“利”，看怎样的方案结果利益更大那怎样的方案就是合理的。所以，俏如来最后给的答案也是，“老弱残者抛弃，留青壮年少者。”，归根结底，追求方案的最大利益。


默苍离所说“一视同仁的舍得”，和墨子衡量利弊取舍的价值观其实是一致的。小王曾经问他，你派去的两个人碍手碍脚的怎么处理，他说，不是什么重要的人，我没时间理会。表面上看，他对人有个重要不重要的判断，似乎违背了他一视同仁的宣言，但其实这里默苍离所谓的“一视同仁”仍然是针对儒家伦理观提出的非难，孔子除了“仁”的观念外，有另一个更富伦理学意味的定义就是“义”，如果说“仁”是儒家对一个人品格的要求，那“义”就是儒家对一件事是否符合伦理的衡量标准，但“义”是什么，其实《论语》是没有给个定义的，其他儒学典籍说得也很模糊，像《礼记》说：“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义，就是应该做的事，这说了跟没说似的，但这恰好是儒家伦理学的一个特征，像直觉主义一样，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赋予“义”不同的涵义，标准的丧失使得儒家学说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所以墨子骂孔子：“夫饥则不辞妄取以活生，赢饱则伪行以自饰。”。同样，在默苍离直斥俏如来“伪善”之后，他给出他自己的解决方案——将每个人作为平等个体的衡量基础，利于最大多数者为利，而行为的标准就是取利舍害。


默苍离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除了一句语焉不详的“一视同仁的舍得”外，基本上是用其血淋淋的战绩来书写这个命题的。但是边沁和墨子就说得清楚多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后果主义、快乐主义原则和最大化原则，一个选择，如果能使得最多数人获得幸福的后果，那就是善的，不问过程手段如何；墨子则用一个“利”字囊括了这三个原则：在《经说上》他定义：“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对应于边沁得快乐主义原则，认为苦乐是衡量功效的基础；在《大取》中他确定了利余于害者为利的后果主义原则——一件事行为时有可能会有害的一面（如断指），但只要结果利大于害就是有利的；在《非攻中》则表述了利于多数为利的逻辑，在说战争时墨子很少说义不义，他爱说利不利，攻伐一个国家死伤惨重，却只有少数人获利就是不利。

至此，三人在决断的价值观上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只要行为的后果能使多数人获利，就是正确的行为方式。


因此虽然默苍离在剧中做事狠绝，机关算尽，不露一丝恻隐之心，却连和他对立的人也不由敬重其为人，观剧之人也从不将他视为反派，甚至景仰其品格。这或许是功利主义富有逻辑说服力的合理内核的功劳。

默苍离从兼爱出发，推导出面对取舍的行为标准，可这并没有结束，默苍离不仅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践行者，历史上的墨子实行其止戈理想时顶多四处奔走劝诫，协助攻守防范，作为哲学家的边沁则更是止步于思想实验，他们不会像默苍离一样，作为一个领导者，一个掌权者，对生死杀伐作出判断、决策进而取舍乃至执行。